外婆真没有故事，她的故事往往与苦难有关，她活在这个世上，好像就是为了一碗饭而活的，这碗饭也没吃好，一直到她去世为止。
小时候，我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我上过幼儿园，在父亲的奚落下不敢再去了，于是，就把我送到外婆家。那时，父母经常吵架，甚至动武，准确的说是男人打女人。有一次，父母又吵架了，母亲拉着我和哥哥往娘家走。这正是夏天的夜晚，那时没有空调，许多人都在屋外纳凉。母亲牵着我和哥哥走了不远，到了防空洞旁，父亲冲上来就是一个木凳掷过来，母亲用手一挡，算是避开了；于是，又是争吵。纳凉人一哄而上，有劝架的，有看热闹的，也有起哄的。那时，我很小，不知道什么是屈辱，但我真的感到面前这个大男人，如此的可恶。
事后，才知道母亲的手臂肿了，有人拿出酒来给母亲擦拭。这样我就作为“多余”被送往外婆家了，哥哥留了下来。
在外婆家，我每天清晨醒来，就坐在土屋外的竹林边，惺忪的看着田野里的一切。透过竹林，土地隔着一道田埂，顺着田埂往下看，那就是裴家湾了。常常看着裴家湾的房屋上冒着炊烟，青褐色的，向着四方飘去，直到外婆催促我回屋里喝稀饭为止。裴家湾的大人都喜欢我，那里有一个大水塘，黄桷树旁边有一口水井。那塘里的水，总是波光粼粼的。那里的人喜欢叫我“小鸡娃”。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看着院子里的一群小鸡黄绒绒的毛色，无拘无束的在竹篱下觅食。
外婆可没有闲着，天不亮就起床宰猪草，然后煮饭，等一家人上工后，喝上两碗稀饭就开始喂猪。猪可是农村的宝贝，一年到头，称盐打油，就指望猪身上了。外婆一家先前也不是农民，多少年前遇上荒年，就全家迁往城市。落脚的地方就在红岩村的附近，说到大友农场，小龙坎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里离八路军办事处很近。这样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重庆解放。再后来遇上“灾荒年生”，全家又迁了回去。迁回去的还有舅舅、大姨和小姨。
外婆一生中做错的事，就是没让舅舅去当空军。空军招兵，舅舅去报名，各项条件合格，外调也通过了，等军装发到家里。外婆一个劲的哭：“我就这么个独儿”。于是，部队的人把军装拿回去了。等舅舅回家，再赶到乡里，为时已晚。舅舅为此大病一场，幸得母亲把他送到三军医大治疗。医生悄悄的告诉母亲：他是心病。好不容易有一个跳出“农门”的机会，胖人服饰网，让外婆活生生的戳脱了。母亲知道后也很生气，对外婆说：“以后家里的事你别管了，让我来管。”就这样大姨修铁路后，到了乡供销社工作，两年就当上主任了。小姨考上药剂校，她嫌家里太闷，想远走高飞。母亲数落道：“父母年龄都大了，你不管谁管？”小姨还是远走了，分配到千里之外的西昌，当了一名“白衣战士”。外婆依旧喂猪、煮饭。
一次我问外婆：“你啷个不参加村里的劳动呢？至少可以挣工分。”在我看来不参加村里劳动的都是地主婆。外婆说：“这个家哪里丢得开手嘛？家里事多。”据说外婆也上过几天工，挖土、挑土，几天下来，她就说：“这活我干不了，浑身都肿，这都是命。我还是回屋里去。”
舅舅收工回家，那我就有快乐了，至少有人理搭我。舅舅一身朝气，特别乐观，常常带我去很远的地方看露天电影，即使他娶了舅娘也是如此。舅娘是不请自来的，她家成份不好，父亲死了，母亲也改嫁了，兄妹三人相依为命。舅娘未嫁时，老是跑到舅舅家门前守嘴，眼谗。母亲总是说：“你进来，进来吃吧。”这样就成了外婆家的儿媳。九十年代，舅娘突然听说在成都有一位博士后亲戚，立即跑去认亲，也流露出昔日嫁错人的口吻。我对舅娘说：“当初谁管过你？”舅娘立即无言。
农村有一小片自留地，种出来的蔬菜总是拿出去卖钱。舅舅出去卖，外婆也出去卖。别看外婆是个睁眼瞎，提着木杆秤，从没算错过。离开了钱，她就算不清楚了。我说：“三七二十三。”她说：“对，三七二十三。”记得一次，舅娘从地里摘回几个新鲜茄子，她知道会被外婆责怪，干脆抢先说：“我自己吃不得呀？非要拿去卖钱？！”外婆无语，心里不是滋味。那晚，我吃上了新鲜茄子，蘸上辣椒酱，好吃的很，肚子辣疼了还想吃。
不管怎么说，外婆家屋前的竹林是我守候未来的梦，我常常坐在木凳上遐想，想小姨什么时候回家，想星期天母亲会不会来看我？很像那首《童年》的歌曲，那时只是少了童趣。有一次，我问外婆：“我什么时候回去？”
外婆叹了口气：“等你长大了，你就可以回去了。”后来我才知道，父母把我放在外婆家，一是为了多给外婆家一些钱，二是家里少一些纷争。外婆从不恨我父亲，在那个灾荒年代，父亲用三十元钱买了三颗药，救活了外婆，三十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她一直感恩戴德，总是说：“你父亲心好！”
古怪的人，始终是古怪。父亲可以每星期天提着一块肉往外婆家走，但为一双筷子的事却会唠叨半天。他会说：“呀，我家的筷子少了一双！”这时，仅有外婆在我家，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谁拿的？
事后，外婆会悄悄对我说：“我就是要饭，也不会拿你家的筷子。”她声音很小，骨子里透着一股子志气。
父亲这样的话会重复多次。直到我稍长大一点，就难免顶嘴：“谁家的筷子会吃越多。”父亲当着外婆不会发作，事后免不了会对我一顿暴打。
在外婆家，外婆并没有给我多少爱，我只是见她终日屋里屋外忙前忙后的，从来没有歇息过。一次，我浑身长疮，她请人在田里捉了一条黄鳝，用铁丝串起放在柴灶里烤炙，说这是偏方，吃了就好。那时，我只是觉得黄鳝好吃，可惜没放盐。
外婆去世那年，生活越来越好了，但她还是去了。
我偶尔对母亲说：“外婆个子不高。”
母亲立即打断我的话：“瞎说，你外婆一米六几的个子，那个年代她算是高个子了。”
我这才想起外婆婆的背永远是佝偻着的，她一辈子没享什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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