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一生的故乡
人这一生只有一个故乡。我的故乡就在临沂，故乡的父老乡亲淳朴善良。无论走多远，心中让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只有一个，那里有我出生的老屋，有生我养我的爹娘。一生的故乡
文/冯连伟
我这一生只有一个故乡。
我的故乡就是位于沭河西岸不足千人的村庄。
故乡是有历史的。相传始建于秦汉时期，那时叫樊母村，直到清朝同治年间更名为坊坞村。
我的老祖落户到故乡是明朝初年。我的老祖的老祖也是生活在故乡的，元朝时躲避战乱跋涉到了连云港云台山的海岛上；想不到改朝换代，政府一声令下，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于是我的老祖冯鹤峻又携妻带子回到了这东傍沭河周围一片平原沃土的故乡安家落户。
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一代代冯氏先人都是务农为生。到我这一辈已是冯家的第十八世后人，生逢盛世，国泰民安，五六岁就进了学堂，从村小学到坊坞联中再到城里的中学读高中，最后一飞冲天鲤鱼跳了龙门，跨进了省城的高等学府。四年之后成为城市户口拥有了购粮本月领工资端上铁饭碗的“公家人”，在离故乡六十多华里的县城安了家娶了妻生了子；但在我的心中让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只有一个，那里有我出生的老屋，有生养我的爹娘，尽管现在回到故乡只能跪拜埋着爹娘骨灰的那座孤坟。
故乡的父老乡亲淳朴善良。
我记事的时候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的左邻右舍整条巷子整个村子东头的绝大多数住户都是冯家的子孙，住的宅子差不多都是黄土院墙的两间或三间草屋，院子里都有一盘石磨，都有一个草棚锅屋，院墙低矮，院内有散养的土鸡，门口有看家的黄狗；平时吃的是地瓜干煎饼，生活条件好的时候会用一些玉米或小麦和地瓜干混合起来，烙出的煎饼比黑乎乎的纯地瓜干煎饼色泽美观，味道更香；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地瓜干里掺的配料可能是麦糠之类的，烙出的煎饼让人难以下咽；喝的是地瓜糊豆，春夏时节没有地瓜的时候喝的是地瓜干糊豆，现在条件好了，地瓜也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香甜食品，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绝大多数农村人对地瓜都是又爱又恨，现在到了老年再想吃地瓜的愿望已经是很小很小了。
那时是人民公社化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早上天不明就会相互听到当爹娘的喊孩子起床推磨的声音，配上大公鸡的打鸣声，老黄狗的汪汪声，孩子的哭声，偶尔的吵架声，喊骂声，天还没亮，已经是一片波涛声声；此后黑夜彻底褪去，太阳从东方露出一点点笑容，于是生产队长敲响了老槐树上的铁钟，这是早上上工的铃声。那时的生产队长是我本门的大叔，他站在大槐树下，敲一遍铁钟，然后从腰间摸出旱烟袋开始吸烟，一般要连敲三遍，勤快的懒惰的忙的闲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凡是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的，都汇集到大槐树的周围，听我大叔给大家分配一天的活计。
我读长篇小说《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颇有同感。我的父辈在新中国成立前多数都给地主当过长工，解放后当家做主人了，没有很奢侈的愿望，如果能够把草房换成瓦房；如果饭桌上能够顿顿见到荤腥（有肉有鱼）；平时里家里来个客想吃水饺包水饺想吃馍馍蒸馍馍；身体不适有个小病小灾的时候，吃上几个荷包蛋，最好还能加上红糖，泡上油条（我们俗称香油果子），这样的生活天天赛神仙日子了。
这些今天看来平平常常的需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难以实现的愿望。大家都过着这样艰难的日子，太阳出来就出工，太阳落山就收工；生产队长一吆喝，推起小车快步走，这就是当时我的叔伯婶子大娘的生活写照。我印象中一年最热闹的日子除了春节就是夏收和秋收秋种的两个时点。艰难地熬过了春天余粮不足的日子，看着地里金黄金黄的麦穗，有时随风一吹点头哈腰，有时就像平静的湖面沉默的老人。为了搞好夏收，铁匠担子提前半个月就在村中落下了，随着老铁匠生火点炉子，铁锤火剪摆出来，然后加上抑扬顿挫充满乐感的吆喝声，先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围上来了，男孩女孩大孩小孩拥拥挤挤嘁嘁喳喳，一会就是家里的大人们拿着镰刀来了。铁匠铺安下了摊子，离麦收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
每到夏收和三秋大忙的时候，总是我们家家户户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一句话，那就是“累并快乐着”。
记忆中每到夏收和三秋大忙的日子里，生产队都要集中管上几天的饭。到集中管饭的那几天，对我的父老乡亲来说，尽管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但却赚了个口香肚儿圆。那时收割的场面播种的场面热闹非凡，老的不服输，年轻的勇争先，男劳力挑重活，女青年敢挑战，多少年的时光已消磨殆尽，但提起那无悔的岁月我的已年迈的叔伯婶子大娘还津津乐道。为了让在地里收种的人们吃好喝好，在后面提供后勤保障的婶子大娘比给自己的家里人做饭还用心，蒸白面馍馍的把面揉了一遍又一遍，蒸白米干饭的一遍遍地淘洗，用心捡得不存一粒沙子，熬出的一大锅五花肉白菜粉皮香气扑鼻，让这些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亲人们吃饱吃得好。
故乡的父老乡亲总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如今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人情薄如纸，近邻不相识，相识不往来，我就更加想念那虽然贫穷但亲情浓浓的故乡。
我至今还很怀念故乡的一个风俗，我自己给它起名为“送喜饭”。所谓的“送喜饭”，就是家中有娶妻生子嫁女这些大喜事，待客结束后，喜主家要向同街同巷的左邻右舍没有赴宴的人家去送“喜饭”，让这家人也一定吃上“喜饭”同喜同乐。那时农村重大喜宴待客的饭一般是白面馍馍白米干饭两道饭，待客的菜一般是四碟八碗，鸡鱼肉蛋都有。给未赴宴的人家送“喜饭”也是根据喜主家的财力，富裕家的喜主会安排厨子新做菜，穷家的喜主则是把待客剩下的菜做成一锅杂烩菜，帮忙送“喜饭”的端着一个红漆染的木托盘，托盘上一般要配上两个馍馍一碗米饭一碗杂烩菜。这顿“喜饭”送到家，往往是解了这户人家孩子的馋，当爹娘的往往是把馍馍米饭和这碗带肉片的杂烩菜按人头分成几份，让每个孩子都吃上几口。
我作为姊妹中的老小，就是这“送喜饭”风俗的受益者。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兼接生员，娘给人家接生了孩子，到喜主家孩子“剪头”（故乡的风俗，新生儿九天或十二天，当姥姥的带着亲戚来送礼）的那天，喜主都要邀请娘去赴宴，可是娘总找出借口不去，于是喜主家就给娘“送喜饭”，这顿给娘的“喜饭”就填饱了我的肚子。现在有条件到大酒店吃饭了，饭后看着还有那么多的剩菜，有的打包带走了，更多的是被收起来去喂猪了，想起当年吃“喜饭”的日子，真是五味杂陈。生活条件是好了，但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浪费，更不能忘本啊。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故乡也是物是人非。我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子大娘住的草屋早已换成了瓦屋楼房，但居住的主人也变成了他们的儿孙；当年通村的土路已被铺成了水泥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看不到当年的独轮车，却停放了不同品牌的小轿车；走进院子，再也看不到石磨的影子，现在的孩子对“磨棍”是什么一问三不知；当年的老槐树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围着“前汪”却建成了广场和花园。
当年悄悄地往我的褂兜里塞了一把花生一块糖一个鸡蛋的叔伯婶子大娘绝大多数都到了另一个世界，剩下的两个大婶子也记不起我的乳名。我的爹娘的坟墓也已经和我的老爷爷老奶奶爷爷奶奶的坟墓按方位聚在一个林地上。
再回到故乡，我已经从当年喊别人“爷爷”成为今天孩子们口中的“爷爷”了。爹娘故去，但老屋还在，冯家的后人还在不断地繁衍生息。
无论城市多么繁华，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我总有飘飘的感觉，我总找不到故乡泥土地上的踏实感。我知道，故乡才是我的根，坐在蹲在走在故乡的小路上，吸气喘气说话都是幸福和快乐的。
我的一生，只有一个故乡，是早已融入到血脉之中的故乡。
（写于2020年2月25日）
【作者简介】冯连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临沂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读者》《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绿洲》《中国报告文学》《当代散文》《阅读》等杂志；有作品选入各年度散文选本，曾获山东作协颁发的《时代文学》年度散文奖、《齐鲁作品年展》最佳作品奖、全国散文大赛等若干奖项；著有《静水深流》《真水无香》《似水流年》《掬水留香》等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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